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000多元,勉强能够管饱一家人的肚子,但孩子的衣服只能捡别人家剩的穿,妻子想吃5元一斤的桂圆,也只能想想。
卫生室原先设在位于山坳里的村委会旁,土坯房经不住风吹雨淋,终于在大雨的冲刷下倒塌。李彦和另外两个村医合计,每人从紧巴巴的诊金中掏了4000元,在7个村民小组赶墟必经的路口,修了一栋砖瓦结构的新卫生室。
新卫生室修起来了,村庄却在慢慢凋敝。出去打工的人多了,广昌县是“物流大县”,同村年轻人也多从事这行,“全国各地都跑,远的都到了新疆、西藏”。
春节一过,村里就没了多少人气。即使是周末午后,主干道旁一排排修葺一新的楼房也房门紧闭,只有几只芦花鸡悠闲地走到水泥路上,晒着太阳。
随着一起淡漠的,还有曾经的人情味儿。从七八岁起,年幼的李彦就帮着父亲鼓捣中草药,常常有被父亲救治的病人前来感谢,拎着攒了好几天的鸡蛋。改革开放取消了粮票后,逢年过节他们家吃的猪肉总比别人家多几斤。就算有人挂账,一旦卖了粮食收了钱,就很快过来还债。等他自己做了医生,家家户户都认得,每逢红白喜事都会把他们夫妻请过去,热热闹闹的。
李彦不记得从何时开始,有人来看病,理直气壮地说“我都给你钱了,你还不帮我看好?”还有人质疑他“你会不会看?这个药是不是假的?”李彦感觉很无奈,“看病不是你给了钱就能看好,不像去餐馆给了钱就能管饱。”
他看着电视里的新闻,自己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进修时,老师教给他一个秘诀:如果有人不相信你,就要说自己什么都会,让对方放心。“但现在就算感冒发烧,我都说看看试试,说话要很小心了。”
当年和李彦一起毕业的同学,大多转行,外出打工、下海经商、从政为官。邻村的村医,有的早已抛下这份工作,也有兼职着其他副业的,种田、养猪、种果树,“不然生活不下去”。
他的生活甚至有些乏善可陈。他看不惯村里的年轻人一年忙到头,赚了钱就回家赌博,赌输了再借债种田、打工。他不会打麻将,也很少看电视,有时间就看看医学书。
20多年来,他几乎没离开过这个村庄,连远门也没出过几趟,“太忙了”。
他忙着学习,“不管这病治不治得了,我总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”。哪儿有培训班,他都自费去进修,再把新技术带回村里。在那里遇到同行的机会很少,“一个县也来不了一两个”。
令他高兴的是,去年冬天,进村的水泥路终于全部铺设完毕。他还给摩托车专门安装了一个挡雨棚,“买的是最好的料”,晴天雨天照样出诊。
大儿子高考选志愿,不顾父母的反对,报考了广西一所大学的中医药专业。如今快毕业了,出去实习没有薪水,干的工作却不比他少。
儿子劝说他们,以后会有很大的保健医疗需求,妻子被说动了,“他是年轻人,更有眼光。”但是她不希望儿子回来,“要是能靠他自己的努力,留在大医院工作就好”。
至于李彦自己,不是没想过去外面闯闯,但他又摆了摆手,哂笑着说“去了外面没有人认识我”,“再说我又残疾,别的也干不了”。再追问,这个不会讲什么大道理的男人才说:“这么多人找我看病,还是不好意思抛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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