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度濒危的动物 又为“数量过多”发愁

“移民”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国家补助来维持。

“每户每年草原奖补、草蓄平衡补助加一起，大概四五万元。”田俊量介绍，比起在山上，牧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不少。

这个有着十多年生态保护经验的官员坦言，在三江源管理部门内部，“生态移民”工程被认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。而这次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改革启动前，国务院给青海定了三个“不”，其中一个，就是“不搞生态移民”。

“三江源不像其他地区，比如黄土高原，很多区域已经没有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了。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合理利用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大自然和当地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。”田俊量解释，现在三江源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还有6000多名牧民，他们不必下山，“但只能保留口粮畜，不能扩大生产”。

国家公园试点成立后，改善园区内牧民的生活质量也被写进工作计划。为此，国家公园试点设置了生态保护公益岗位，让牧民做“生态管护员”，领取固定工资。

在玛多县的黄河源园区，2600多户牧民家庭里，已经有2100人上岗“生态管护员”。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，未来几年内，公益岗位将达到户均一人。

“三江源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，要是纯靠技术手段，很难进行很好的生态保护，保护的主体还得靠当地的牧户。”在田俊量看来，公益岗位不仅改善了园区的民生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生态保护的覆盖面。

原本住在扎陵湖旁边的牧民索索，几年前处理掉了自己的60头牛羊。去年，他成了一个全职的生态管护员。现在他手里的马鞭换成了巡护日志，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摩托车到40公里外的扎陵湖边，观察记录草场、水源和动物种群数量等的变化，然后捡起进入视野的每一处垃圾。

“之前放牧时，每年割羊毛挤羊奶的收入大概两万多块，现在做管护员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。”站在海拔4600多米的扎陵湖边，索索迎着寒风说。

只不过，这些收入放在县城，却要打上不少折扣。田俊量算过一笔账，一户牧民一年要吃4头牛、20多只羊，而这些都不能再像放牧时那样自给自足。

“在县城，一袋牛粪都要12块钱，这是他们的能源。”田俊量提高音量反问，“一袋牛粪能干什么?只能煮一大锅手抓肉。”

对索索来说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自己用牺牲的生活质量换来的，是年迈的父母生病时可以随时送进县城的医院，而不是在草原上求医无门;两个孩子也可以上县城的学校，让这家人多出了一分走出高原的可能。

“现在的大方向是老百姓的房子还是要盖，集中居住之后，教育、医疗都比较好解决。”在田俊量和一些政策制定者看来，这或许是条合适的出路：老人孩子留在城镇的房子里，家里的劳动力可以回到草原继续放牧。

在长江源园区涉及的治多县，现在全县人口的74%都在县城有房子。这些迁过来的牧民里，三分之一是三江源一期工程时的生态移民，剩下的三分之二是自愿迁到县城的。

“他们就是老人孩子留守县城，男人女人上山放牧。”田俊量说。

失去牛羊后，索索很难再回到放牧的生活了。“现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各类技能培训抓得很紧，都是针对一期工程时的生态移民的。”一位青海当地的官员说。

“太偏重生态保护，轻视了民生，现在就出现了棘手的问题。”田俊量说这是一期工程留下的经验教训。现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系统内的同仁都已经明白，生态保护不是只解决如何保护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。

一度濒危的动物，现在又为它们“数量过多”发愁

退牧限牧后的三江源，家畜少了，野生动物就多了起来。

开车行驶在高原上，公路两侧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：成群的牦牛占据着“自家草场”，藏野驴忽然结队出现在一旁，双方几乎没有试探，就开始在同一片草场上各自埋头吃草。在河边，这两种动物甚至会混杂在一起，排成一排喝水。

如果下车仔细观察，人们会发现旱獭是草原上最常见的动物之一。这种习惯被人称作“土拨鼠”的啮齿类动物喜欢站立不动，从远处看很像一块木头。它们的动作迅速，但间隔时间又长，行动起来就像一幕定格动画。

在可可西里，藏羚羊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万多只，上升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。

食草类动物重新活跃在草原上后，食肉类动物也多了起来。

在治多县，仅今年上半年，已经有了几次雪豹“逛县城”的记录。牧民撞见棕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。

野生动物保护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。在田俊量眼中，不论是拳头大小的鼠兔，还是体型和面包车相当的野牦牛，都是三江源生态链上的重要环节。

只不过，一些一度濒危的动物，现在又有人为它们“数量过多”发愁。

2012年时，藏野驴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》濒危物种红色名录，也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。

这种看起来颇为温顺的动物，食量却大得惊人：一头藏野驴的食草量相当于4头牦牛，或者6只山羊。

“藏野驴奔跑速度很快，专挑牧草好的地方啃吃。”在一次采访中，一位玛多县农牧局干部感叹。这名干部估算，加上鹿、藏原羚，整个玛多县的大型食草动物大概有20多万只，“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县的牲畜量”。

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来兴介绍，根据牧民反映，近些年三江源地区的大型野生食草动物种群数量恢复迅速，“草地载畜压力不断增大”。

田俊量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：禁牧是为了保护草场，现在牧场空了出来，野生动物却不受限制地增长，最终可能又破坏了草场。

“去年青海省两会时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，甚至有人提议恢复狩猎。”田俊量笑笑说。“管理局的态度是先把事情搞清楚，不能看到一群野驴把草场吃坏了，就要杀野驴，这不合法，也不合理。”

他向记者透露，今年管理局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做了“野生动物本底调查”。管理局会评估调查结果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进行种群干预，包括狩猎、节育等措施。

事实上，对那些破坏草场的动物，三江源的管理者已经做过干预。

一期工程时，为了治理草原上泛滥的鼠患，有些地区曾在鼠兔洞口投放剧毒。只不过，这个干预措施没有让鼠兔数量明显下降，它们的天敌老鹰反而越来越少。

现在的草原上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竖起一根孤零零的“电线杆”，上面没有电线。这是管理局为鹰和猎隼提供歇脚点的“鹰架”。效果立竿见影，鹰隼多了，鼠兔的数量也逐渐降了下来。

还有些干预，是以保护的名义进行的。

每年的六七月，藏羚羊都会从各个方向赶到可可西里的卓乃湖边产仔。藏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员、狼群，或许还有隐藏在某处洼地里的盗猎分子，都会聚集在这片区域，注视着这一幕。

狼群等待着小羊的出生，然后叼走那些被遗弃或者走失的羊羔。

盗猎分子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，对巡山队员来说，现在的保护就是“赶走狼群，把落单的小藏羚羊抱回保护站喂养”。

“实在太可怜了，我们看不下去。”索南达杰保护站前站长才仁桑周皱了皱眉头说。

在田俊量看来，这样的故事虽然感人，但并不值得推崇。“保护藏羚羊也要顺其自然，狼吃老幼病残的藏羚羊，这是千百年来的自然法则。”

“在可可西里，狼和雪豹的数量是整个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性数据。如果藏羚羊多了，而狼的数量没增多，这就说明整个生态系统还是不够健康。”田俊量说。

三江源的很多保护工作都被称作“生态修复”，对管理部门来说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一地区尽可能地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——生存在这里的人、动物和一草一木，共同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，达到一种内在的平衡。

“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不顾生态后果”

不管是对草场，还是野生动物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10多年来，在保护技术上已经探索出了很多经验。但让田俊量感到无奈的是，在原有的生态保护体制下，再好的保护技术，有时也很难推行下去。

他面对的是一个尴尬的局面：自然保护区虽然是国家级的，但是分布在各州县境内，地方政府对自己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拥有管辖权。保护区里的牛羊归牧业局管，水归水利局管，山归林业局管……保护区管理局与这些部门没有上下级关系，很多时候只能起到协调作用，身份上更像是一个“业务指导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