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度濒危的动物 又为“数量过多”发愁

因为权责不清，生态保护与地方利益冲突时，往往也只能妥协。

“今年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在青海时，发现自然保护区有不少违规的采沙场、烧砖厂、修路之类的案件。”田俊量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“哪些地方可以采沙，哪些地方可以盖房子，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。”

而在全国，前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接到的违规案件中，67%都发生在自然保护区内。

“我们国家的保护区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发达国家，但我们的保护成效比起美国，甚至非洲都差很远。”田俊量对比研究过不少国外的案例，“有的地方，没搞保护区时生态非常好，搞了保护区后就开始大规模搞开发，搞旅游，生态反而变差了。”

2015年1月，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通过了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》。在自然保护区体系运行了近40年后，一种新的生态保护体制提上了日程。

去年6月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成立。这意味着，国内第一家国家公园已经划清边界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从里到外的改革。

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涉及到青海的4个县，其中黄河源园区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。长江源园区面积最大，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治多和曲麻莱两个县的4个乡，以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。澜沧江源园区在玉树的杂多县境内。

管理局在4个县分设管理处，实行垂直管理。管理处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，一个是生态资源执法局。

这两个新机构整合了国土、环保、林业、农牧等部门的相关职责和人员，“整建制地转移了过去”。

对这4个县来说，新机构的设立不只是岗位调动、编制调整，也是一场权力的再分配。

去年12月，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》，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全国的3个试点之一。

事实上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以来，“三定”方案(定岗位、定编制、定职责)就一直排在工作日程的前列。现在管理局和各管理处的岗位和编制都已经确定下来，但“职责”却一直没能明确。

这个的问题同样困扰着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副主任韩建武。他坦言，管理处成立后，生态公益岗位、野生动物保护之类的工作很好推行，但只要是涉及到山水林草的，“还是有一定难度”。

“现在园区内哪一块地要怎么用，一些手续还是县上和州上国土部门的审批。”这个身兼曲麻莱县常务副县长的官员没有想到，自己以管理处的名义跟州县的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时，会出现不少麻烦。

“像我们这种偏远地区，地方政府手上有相应的权力，他们才能开展好工作。现在等于把他们的权力削弱了，肯定会触及他们的利益。” 田俊量也深知改革的难度，但他也清楚，“管理权是保护工作的根子。”